半岛彩票最近两年，芯片行业骤然火热，在年轻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的大环境里，芯片行业有大量高薪的就业机会，也有明确的发展潜力，就像坑洼里的一块高地，年轻人们向这里攀爬，也被行业稳稳接住。
但仅仅过了一年，风停了，曾经受命运眷顾的年轻人们面临巨大的变化，他们有的历经裁员，有的理想幻灭，瞬息万变的行业与时代让这些年轻人迅速成长，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意义。
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林子文的手心出了点汗。位置对面，HR投来询问，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他犹豫了两秒。
来之前，学长告诉他，要把价码抬高一点。他把心里的数字多加了个1，回答，23k。很快，HR轻描淡写地说：“哦，我们这里统一都是25k哈。”那个瞬间，林子文想，这个行业，自己算是来对了。
2021年，“缺芯”成了国内制造业里的关键词。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什么都需要芯片，可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被卡了脖子，华为的5G手机没了，从全球第二直接变成others，这个例子惊醒了所有人——对于芯片下业，只有造出自己的芯片，才不会受制于人；而对于芯片制造行业，这个市场空白是留给国内公司前所未有的好机会。
一时间，热钱涌入，芯片行业骤然火爆。头部芯片企业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相关的概念股先后收获涨停板；IT互联网行业的大公司们纷纷布局芯片，创立研发芯片的子公司，争抢人才，OPPO有哲库，百度有昆仑芯，阿里有平头哥……创业公司也大量涌现，像迁徙的群鸟，整齐划一地向自研芯片进发。
2021 年，中国芯片半导体融资事件超 800 起，创下历史记录，吸纳资金高达1500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芯片设计公司。繁荣的行业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工作和生活。在年轻人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大环境里，芯片行业就像坑洼里的一块高地，年轻人们向这里攀爬，也被行业稳稳接住。
林子文在北京一所211大学读工科硕士，研究的方向与芯片研发有所重叠，他从去年6月开始找工作，顺利得像走了一段下坡路。
比如第一次去芯片公司面试实习岗位，考官的不少问题他没答上来，依旧收获了offer；他研究的方向并不完全对口，HR依然像抓壮丁一样让他迅速入了职。摆在他面前的机会好像是无限的，秋招的三个月，他投了167份简历，参加了23家公司的笔试，15家公司的面试，拿到了整整7个offer，年薪大多在25-35万之间。25k月薪的那家，是某知名车企旗下的芯片公司，加上年终奖、补贴，年薪有38万，是最高的一个，也是他最终的选择。
38万，对一个每月生活费不到3000元的学生来说，俨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的老家在一个四线小城，邻居家的哥哥一个月赚1万块，已经是妈妈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听到林子文的年薪时，妈妈没有说什么，但她本来一直劝林子文考公务员，这之后再也没提过。
放在艰难的就业大环境里，林子文的轻松显得格格不入。今年6月，林子文跟一位学小语种的同级朋友在学校里散步，周围人来人往，正穿着学位服拍毕业照。同学平静地说，自己还没找到工作，“但那也没什么办法”。
幸运并不是向所有人敞开，同班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因为研究方向是软件，最终进了银行或是地方的国企，年薪10-25万左右。林子文很是唏嘘，过去互联网行业兴盛，学软件的吃香，如今道路不通了，做硬件更赚钱。
▲2023年7月8日，上海，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电子，国产交换芯片，国产CPU，国产MCU。图 / 视觉中国
同在北京读书，一样是工科硕士，宋莘更早一年毕业，也是从软件算法转向了芯片算法。毕业前，他下载了一个求职App，充了几百元，每天刷App里的算法题。投了74份简历，又刷了4个月题，他成功上岸，入职了OPPO旗下的芯片公司哲库，年包40万。这份工作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工作的标准：平台大、薪资高、发展前景广阔。
芯片行业突出的优势，吸引着更多外行人尽力一搏。林子文有一位本科同学，研究生读通信工程专业，他花了大约3万元，在培训机构报了芯片相关技术的培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决心跨入芯片领域。
连“天坑专业”的学生都能在这个快速膨胀的行业寻找到机会。在武汉，年轻男孩张乐学酿酒工程，跟生物和化学相关，被他调侃，“生化环材，占了两个”，毕业生大多月薪5000元，工作在“好山好水好偏远的地方”。
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秋天，张乐做了3个月电子设备销售，有空时查阅芯片公司资料，搜索招聘信息，手机里全是芯片公司的截屏。之后他顺利入职了一家芯片公司，做门槛没那么高的销售工作，每个月的底薪1万元。张乐本科班里没有月薪五位数的同学，他是唯一一个。
行业的火热激发出大量其他的需求，比如原来是地产行业猎头的95后谢蕊，猎头公司是手握罗盘探索风向的航海士，地产行业不行了，公司紧急转向，号召大家转向芯片、新能源，谢蕊开始跟那些看不懂的专业术语打交道。
跨入新领域当然有困难，但在顺风顺水的船上，只会快，不会慢。初创企业、几十人的小公司、上千人的大公司、知名央企，招人的需求一个个砸过来，对人才的标准是“有就行”。一年、两年的候选人可以推荐，二本、三本也可以，还有一家公司表示，专科也可以看，只要方向匹配。
那简直是一段梦幻的日子，谢蕊说：“我觉得超级简单，只要有需求，我绝对找得到。”
芯片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由0和1组成的。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微小的晶体管，把图像、声音、电波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转换成无限个0和1，编码、存储、传输，实现最精密复杂的运算、指令、程序。它可以无比微小，一颗英特尔的CPU大小有几平方厘米，手机的骁龙芯片则可以控制在几十平方毫米内，还没有人的指甲盖大。在芯片制造公司台积电，最先进的18号工厂正在蚀刻的芯片特征尺寸（半导体器件的最小尺寸），比新冠病毒都小了一半。
正如《芯片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这种微小精密的事物创造了现代世界。硅谷的名字来自芯片；所有的电脑、手机、电子设备，包括威慑世界的军事武器都需要芯片；亚洲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迅猛崛起建立在芯片的基础上，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花费比石油还要多。人类工业文明中，芯片是最璀璨的那颗明珠。
如果没有美国的芯片禁令，中国的芯片行业或许会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稳步前进，但突如其来的封锁打乱了节奏，“卡脖子”不仅是抽象的比喻，也是贴切的现实。投身这样的行业，天然地带着某种英雄主义，家国叙事。
宋莘入职的哲库，第一个芯片项目叫马里亚纳，沿袭自OPPO最初的一个项目组。宋莘听说，它寓意着“芯片自研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东西，但哲库下决心要去探一探”。
宋莘入职时，第一颗芯片马里亚纳-X和第二颗马里亚纳-Y都已经发布，他参与了另一个新的芯片项目Z3。它是传言中哲库的第一颗手机Soc芯片（系统化芯片解决方案，手机系统和应用在Soc上运行，是手机的核心芯片），并且应用了台积电的4nm工艺，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没有哪家公司成功研发过。
制程越小，就代表着制作工艺越难，整个芯片设计、制造需要花费的钱呈指数级上升，但一旦成功量产，也意味着巨大的收益——芯片的尺寸越小，功耗和发热控制越好，手机就能做得更轻更薄、性能更好，这正是目前市场不断内卷的点。
在这颗开拓性的芯片上，公司投入了最多的资源和关注。入职培训时，一位公司高管上台发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你们未来参加的项目是在中国范围内最大的一个项目，可以为人称道的一个项目”。身处这家公司，宋莘与有荣焉。
宋莘入职哲库的前三个月都在脱产培训，工资照发。新人们集中起来做一些mini project，就像是已有项目的缩小版，不产生业务价值，只为了让新员工熟悉工作，尽快融入。
正式工作后，除了高薪，加班费也非常可观。周末加一天班就有1300元，一个月如果有8天加班，就会有一万多元的额外收入。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可以提前走一个半小时，每天还有两顿饭70元的餐补。每个周末，公司里都像没有放假一样，人们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专注地工作，或是学习行业里最新的技术。
年会临近时，内部HR团队为了拍摄普及信息安全知识的小短片，专门包下了几个片场，自己去制作服化道、写脚本，找员工做演员，扮成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表演。在年会上看到这些短片时，宋莘想，“公司是真有闲钱啊”。
宋莘听领导提到，“集团准备了500亿现金去做这件事”，即便哲库没有对外业务，只服务于集团，相当于光花钱，不赚钱，他依然和周围的同事一样，有足够的安全感，“感觉到大家都是有决心的，把钱全花出去没有关系，不计代价”。
现代社会追求效率，把完整的工作分割成不同的片段，分工细化的同时，人越来越像一颗螺丝钉，价值感在重复又片段化的劳动中丧失。但芯片行业却提供了一种相对而言奢侈的价值感。
价值感或许来源于外界对行业的印象。这两年，芯片成了中美之争的焦点，普通老百姓也都在关注。听说林子文要去“做芯片”，老家的亲戚们长长地“哦”一声，来自抖音的科普视频或是社交平台里常见的新闻消息，让他们对芯片两个字产生下意识的反应，“我知道，中国正在被卡脖子，好好干”。
▲2023年7月12日，江苏宿迁，工人在泗洪经济开发区一芯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生产出口订单。图 / 视觉中国
又或许是来自工作中的肯定。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即便是资历深厚的工程师，在面对全新的项目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确定性反而给个人带来了更自由的空间。
00后留学生王皓在去年回国，有一次参与一个量产的芯片项目，他负责整个芯片数字部分所有模块的验证工作，寻找其中的疏漏。跟他一起工作的，有十几年经历的老工程师，但只有他，一个应届生，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小问题。
芯片的试生产被称为“流片”，尤其是应用了先进制程的芯片，要漂洋过海，送到具备制造能力的台积电，一次的价格在上千万到数亿人民币不等。大家一阵后怕，如果没有找出问题，流片失败，公司可能会损失巨大。
那一周结束时，王皓把这件事写进了周报，公司高管在他的周报下评论：“太棒了！”那位高管很少评论员工的周报，王皓开心了整整一个月。
某种程度上，芯片行业的从业者们始终立于世界科技浪潮的潮头，也在这里见证了国内制造业格局的轮转。
张乐听公司里的老销售说，十几年前是做笔记本电脑芯片的公司最赚钱，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手机芯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等到最近几年，人们家里的家具都换成智能的，可以连接到手机上，物联网相关的芯片又分外火热；疫情以来，新能源车企们都在内卷，向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进发，这方面的芯片成了抢手货。而最近的一次，则是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爆火，让英伟达这样做AI算力芯片的公司直接起飞。
不管哪类芯片，都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有很强的周期性。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身处其中的人要时刻保持紧绷，敏锐地感受风向，才不至于被甩下。
一家芯片公司的采购林轻舟记得，今年上半年，智能驾驶相关的芯片像是跌宕曲折的股票行情，有些商家采购了一款性能好的芯片，消息流传出去，大量的客户上门寻料，还有公司开始囤货。
一颗单价100元的芯片很可能在短短几天里涨价到1000元、3000元，显示芯片需求的热度表里，那条折线陡然升高，芯片一下子供不应求。而林轻舟的生活和工作，就围绕着这些变化的折线，时而忙碌，时而清闲，在紧张和焦虑中反复横跳。
对于这份工作，年轻人们全情投入，宋莘说自己，“上班的时间，一般不会刷手机”。王皓每天结束工作，还会主动学习，看技术方面的书籍，写笔记。他定期写项目的复盘记录，像错题集一样，到现在已经写了30篇。
一颗芯片的生产、制造、销售，要经过复杂的工序，辐射国内最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它也凝结了大国崛起、自主研发的叙事，寄托了普通人的认同和想象。这里有光环的流转，也有命运的参差。
比如张乐意识到，岗位与岗位是不同的。每次去见客户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他都会感到尴尬。做芯片销售，要对芯片的技术、原理有一定了解，才能发掘客户的需求，匹配产品，但张乐是转行过来的，精密的芯片对他来说像个黑匣子。工作时，他时不时问出别人觉得是常识的问题，对方的不耐烦让他感到失落，“可能在他心里就像问1+1等于几一样”。
芯片与芯片也是不同的。4纳米制程的芯片在整个国内都是突破性的技术，但如果是28纳米制程，这样的芯片就很普通，宋莘说：“它其实很容易，国内也能生产，也没有什么压力，只是一个产品而已。”
不同芯片配置的人员不一样。在王皓的公司，被国外公司垄断、暂时还没有国产化的芯片更受重视，这些芯片的项目组会配置五六个有20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但普通、低端的芯片项目组，只有1个资深工程师。
公司与公司也存在着鄙视链。像英伟达、高通这样的公司，虽然是乙方，但因为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很可能比甲方还要强势。张乐24岁，他认识一个同龄人，在最头部的芯片公司做销售。有一天，两个人约着喝咖啡，对方临时要见客户，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一起过去，却被同行跟客户交流时的状态刺伤了心。
那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自信，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卑微，所有的句子都以“我”和“我们公司”开头，说自己公司是行业最领先的，不管是营收、技术还是增值服务。他讲的都是肯定句，“跟我们合作，一定能怎么怎么样，真的是趾高气扬，来自于内心的自信，这个东西是撑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
回想自己去见客户时，总是用最温和、近乎卑微的语气试探着询问，客户有没有这个需求？需要我为您做什么？产品有哪里要完善一下？张乐突然觉得“很泄气”。
在这个行业里，集中度很高，赢者通吃，最终活下来并活得非常滋润的，就那么几家公司，比如芯片设计领域的英特尔、AMD、高通、英伟达，还有芯片制造领域的三星、台积电，都能卡住别人的脖子，靠领先的技术源源不断地赚取专利费，而其他公司，只能不停地追赶。
哲库只发布过两款产品，是在宋莘入职之前。他唯一参与过的Z3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期，终于在3月送去流片。而这个项目还没结束，新的项目又开始了。“活会源源不断地派进来，还没有完成任务a，任务b就来了，会让你觉得，你不加班就没办法把这些活完成，那样的感觉会一直催着你，一件做完了，就有另外一件事情会进来。”
宋莘记得，有一次同时做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需要项目组给母公司出一份报告评价芯片的性能，一直在催促。“基本上就是你周一出一个结果，大家评一下，看看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然后周三、周五再看，再改，周一再看。”项目的后期，宋莘和同事连轴转，连续工作了12天，才把报告赶出来。
报告交上去那天，他意识到：“工作之后最不值钱的就是钱了，拿了这么多钱，但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所有的时间都需要投入在工作上面。”
在芯片设计行业待了三年的李朋也总感觉自己在瞎忙，国外领先的公司也都在投入研发，而国内的很多公司一直在追赶，“什么一开源我们就自研什么”，但从未超越，一直在低端领域做一些重复的劳动去迎合市场。
这正是大多数芯片公司的尴尬之处，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占有率，又无法持续烧钱投入真正先进的东西，只能循着风向，哪里需求大就转到哪里去，赶紧做个能用的出来投向市场，有订单就行，不行立刻就换。
李朋很向往一些大的外企，人员稳定，不像很多国内的公司那么动荡，能安心在一款产品上持续投入、不断改进，有自己的节奏，不被市场裹挟着无效内卷。
身为芯片采购，林轻舟甚至会感到一种幻灭，在车规级芯片的领域，那些低端的芯片，比如雨刷、车窗、遥控器、尾灯需要的芯片可以用国产的替代，但如果是更高级的车身控制系统、驾驶系统的芯片，国内既没有成熟的技术，也没有成熟的供应链。
尽管一些国内的车企已经开始尝试采购国产芯片，但采购时，会严格把关供应商的资质，即便把芯片采购回去，也要先测试，通过测试，再考虑是否使用。国产芯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4月，Z3项目那颗4纳米的芯片被送去了台积电。天越来越暖和，春天降临上海，大家期待着，等着好消息。
5月11日的晚上8:00，宋莘跟同事在开组会，突然收到一封内部邮件，通知公司要安全升级，明天办公区域不开门，大家尽量把电脑拿回去，居家办公。最初，宋莘以为是诈骗邮件，半个小时后部门长说，消息是真的。
第二天，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哲库的CEO刘君讲话，前半段一直在说大家的辛苦和成绩，宋莘感觉他很快要说“但是”，等了几分钟，“但是”真的来了。刘君的声音有些哽咽：公司解散，OPPO放弃芯片业务。整个会议还没结束的时候，微信群里已经混进了各种各样的猎头、HR，见缝插针地发招聘信息。
宋莘和同事愣住了，他们没有提前接到通知，也没有任何预兆。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调整，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事后，他唯一能想到的端倪是，Z3项目的芯片原本要在2月初送到台积电，但延迟了一段时间，3月才送过去。
惋惜之后，疑问浮上心头：Z3怎么样了？5月，这颗突破了技术封锁，开拓先河的芯片就要回来了，没想到，公司先没了。“对于我们校招的人来说，感觉就是说我付出了很久努力，没有看到回报。”
老员工们更难过。流片之前，硬件部门的同事为了赶项目进度，春节加班，大年初一，办公室里的机器就重新运行起来。后来一起吃散伙饭，有几位同事没有忍住，“哭得很惨”，相比被裁掉，那颗芯片的下落更重要。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
▲ 在张江，有最密集的芯片公司，行业里都说“中国芯片看上海，上海芯片看张江”。 图 / 受访者提供
仅仅过了一年，高速电梯停了下来，这块高地，逐渐被涨起来的海水淹没。全球消费电子行业需求不振，芯片从缺货变成卖不出去，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国内芯片行业也受到影响。整个2022年，国内吊销、注销芯片相关企业达5746家。
谢蕊记得，芯片企业的招聘要求骤然抬高，只要有5年甚至10年经验的工程师，或是直接说“我们现在没有猎头需求了，我们不招人”，甚至有些大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正在裁员。
一家初创的芯片公司，主要做消费类芯片，在2021年，这家公司开放20多个招聘名额，靠这个订单，谢蕊工作的公司赚了几百万，这家公司也被看作需要重点维护的大客户，但隔了一年，消费类芯片降温，公司效益不好，一个新职位都没有开放。
一位做AI芯片算法的男候选人，985高校毕业，央企出身，跳槽到一家初创企业，薪资涨了60%，但只工作了一年，就被裁掉。跟谢蕊询问有没有新的工作机会时，他有些后悔，“如果当初不出来，可能会很稳定”。
谢蕊还认识一位同龄的男孩，做芯片版图设计，工作两年，跳槽一次，薪资从15万涨到45万。数字的大幅飞跃让谢蕊倍感羡慕，“当时我还在想，要不我也来转做版图好不好？”但男孩也在半年后被裁掉。
这是芯片行业最特殊之处，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这些涌进行业的年轻人，成本高，经验少，最容易被舍弃。当他们重新去找工作，高薪又成了新的包袱，那位同龄的男孩，至今还在找工作，谢蕊想帮忙看机会，却很无奈，“一个月能赚4万的人，然后让他去赚1万多，他肯定接受不了”。
公司解散的第二天，宋莘跟同组的同事一起吃饭。同事都是年轻人，工作时间大多在3-5年，只有宋莘和另一位同事是应届生。大家都觉得应届生身份算是还在，不愁找不到工作，开玩笑说，“最不担心的就是你们俩”，但隔了几天，几位资历深的主管跟大家一起吃散伙饭时说，“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
很快，宋莘就明白了主管的意思。宋莘才工作一年，连一个完整的项目都没有参与过。而没了应届生的身份，行业又急速收缩，作为社会人重新去找工作，他碰了壁。
招聘软件上，大部分高薪、大厂的岗位都只要工作经验5年以上的人，他把能投的简历都投了，甚至包括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把能抓住的机会都抓住”。
面试官的要求也抬高了，常常拿着公司项目中正出现的问题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宋莘回答不上来，投向他的眼神里，有惋惜，也有疑惑，“可能是不理解，哲库筛选人的标准也挺高的，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位面试官直白地告诉他，“不要再找这个岗位的工作了”。
宋莘知道，面试官说得是对的，“就像是劝我从设计房子这个很宏观的事情，转到砌墙这种细分领域里”，但那一刻，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不确定性笼罩在行业里。哲库解散那天，林子文还没有入职，他搜索了一整天新闻，还加进了几个哲库互助群紧跟后续。他真切地共情，因为即将入职的公司跟哲库的性质一样，都是大公司研发芯片的子公司。
入职前，公司的HR突然通知了一个新消息，公司的架构可能会调整，会影响签约的公司主体和落户。虽然没有落户的需求，“感觉变化很大”，林子文有些不安。
7月，林子文带着行李抵达了上海张江。这里有国内最密集的芯片产业园和大公司，橙黄色的巨大塔吊被绿色的防尘墙包围，目光所及之处，有一种新生的朝气，业界里都说，“中国芯片看上海，上海芯片看张江”。在一个叫玉兰香苑的社区，他拥有了一个28平、月租2800元的房间，每个晚上，亮起灯的人才公寓大楼像巨大的蜂巢，为芯片行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落脚地。疫情时，这里流传着一个段子，“没有什么比封闭玉兰香苑更令半导体行业颤抖的了”。
终于要上班了，他带着期待，也重新调整了预期，不管怎么样，“起码先撑过三年”。
▲ 张江的人才公寓高耸密集，远远看过去像一个蜂巢，每日吞吐着国内最顶尖的芯片人才。 图 / 受访者提供
找了半个月工作，宋莘降薪25%，进入了一家芯片创业公司。跟哲库相比，新公司就像是在拓荒，一切都有巨大的落差。哲库有3000人，新公司只有20人，哲库在一栋大楼里办公，新公司是在一栋大楼的一个小房间。新公司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员工手册是在他入职一个月后才发下来的。
新公司也在张江，跟哲库隔了一条街，只有几步之遥。正是上班的时间，戴着工牌的芯片人才在写字楼间来来往往，为这个行业燃烧自己的时间、精力、青春。宋莘始终不敢去看那栋熟悉的大楼现在变成了什么样，走进新公司的门，他没有回头，在心里跟自己说，“向前看”。
▲ 绿色的防尘墙里，巨大的橙黄色塔吊正在建设着新的芯片产业园。 图 /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