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彩票1956年夏季，当一批年轻的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想必他们是激动的。在经过了缓慢发展的一段时间后，得益于大数据驱动、硬件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能力的提升、深度学习算法等带来的数据智能和感知智能上的突破，近些年人工智能得以快速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中，伦理必须占据中心地位。”今年4月，英国上议院出了一份长达183页的报告《人工智能在英国：充分准备、意愿积极、能力爆棚？》，不仅说了人工智能在英国的发展，更聚焦于伦理道德问题那些AI可能为人类带来的风险。
在机器人原则与伦理标准方面，日本、韩国、英国、欧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继推出了多项伦理原则、规范、指南和标准。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机器人伦理报告初步草案》，草案不仅探讨了社会、医疗、健康、军事、监控、工作中的机器人伦理问题，最后还对运用机器伦理制造道德机器进行了讨论。
2016年至2017年，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颁布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无疑，人们在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同时，还在思考怎样才能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尽管离解决问题还有些距离。
今年5月，滴滴顺风车司机杀害女乘客事件发生后，有网友爆出，滴滴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软件，在接单前可以看到以前司机对乘客的全部评价，而这些评价中就包括对女性乘客外貌的评价。这是因为平台软件上增加了社交功能。
今年2月，《》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如今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应用人脸识别，针对不同种族的准确率差异巨大。这让人们意识到，人工智能系统确实可能存在偏见。
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化偏见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词语“女性”“妇女”与艺术人文类职业以及家庭联系更紧密，词语“男性”“男人”则和数学、工程类职业更近。尤为危险的是，AI还有强化所习得的偏见的潜能，它们不像人可以有意识地去偏见。
不用说，当下时不时就会看到人工智能的新闻，且多是对人们生活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消息。又比如这两天在国内出现的手机任意调动摄像头事件，人们震惊于原来有的手机会自动把摄像头打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温德尔瓦拉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是一种认知技术，是区别于过去的技术发展。过去的技术发展确实能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劳动，但通常不包括人类的精神活动。而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取代人类的工作。
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里不仅包括人工智能，也包括其他新兴技术。“但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应用，或者一组应用，它是一项几乎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技术。”
“人工智能和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化自动系统的普遍应用，不仅仅是一场结果未知的开放性的科技创新，更将是人类文明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社会伦理试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伟文近些年致力于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对于上文提到滴滴顺风车司机杀害女乘客事件，段伟文给《中国科学报》记者分析，作为共享交通平台，它的目标是安全快捷地把乘客送达目的地，现在为了达到商业上的利益最大化，增加了社交软件，却没有考虑到那些女乘客以及潜在受害者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伦理问题。“通过对司机、乘客和平台的利益分析和价值分析，发现其实包含了对各方的利害得失与价值冲突。”
如果说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是终极问题，如何解决还未可知，那么人工智能在当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伦理问题就亟待解决了。
段伟文认为，应当从我们这些年研究科学技术前沿中的、科学技术应用中遇到的实例，去探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未完成的伦理。”
与以往不同，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也没有一套适用全部情形的普遍原则体系，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人类活动或者科技实践的原则体系，比如说，陪护机器人，就需要一些防止过度依赖机器人的原则。
“从里面找到一些价值冲突，需要作哪些伦理的决择，让我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段伟文说。
另外，当下的社会中，大数据让人们享受了便捷，同时这些数据会受到不良的使用，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滥用。而由于大数据的挖掘导致商业智能的运用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这种侵犯最核心一点就是人的自主权，包括隐私。
因此，欧盟数据保护条例中，针对保护个人数据的态度很强硬，只要能够识别是个人的，就是个人数据，而且个人能决定他的数据怎么使用、该不该使用，以及对有些数据要求被遗忘、数据可携带等。
“让技术在社会上更好地运行，就要从伦理上对它进行设计。”段伟文说，比如现在经常提到监控装置对人的隐私的伤害，将来可以让使用者看到摄像头的界面，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数据如何被追踪和使用；这样既可以促使数据追踪者规范其行为，也有利于被追踪对象适当修正其行为方式。“这是数据时代、信息时代一个新的信息对称的问题，让不对称变对称一点，寻求一种再平衡。”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在他的小说中提到“机器人学三定律”。以往人们更关注其内容，而忽视了“机器人学三定律”如何在实际操作中来规范机器人的行为。
其实阿西莫夫有很详细的构想，通过技术直接嵌入到机器人的控制软件或智能编码底层，令“机器人学三定律”不只是纸上法则，更可经由技术强制执行通过内置的“机器道德调节器”使机器人成为有道德的机器人。
如何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是一个科学家、哲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问题。让机器人有道德或许不是科幻呢？
温德尔瓦拉赫和认知哲学家科林艾伦在10年前共同完成了《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一书。他们对能否让机器有道德进行了研究。温德尔瓦拉赫是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管，曾开过“机器人的道德和人的伦理”的课程。
科林艾伦1999年涉足这个领域，他还曾任《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全球最大的电子哲学词典的技术总监，指导开发人员，使他同时在哲学和计算机这两个领域皆有深刻的理解。
2002年，他们在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因共同的学术兴趣，两人开始研究人工道德智能体的技术层面的伦理问题。2008年2月完成了本书，2009年英文版出版。
两位学者在书中提出要设计出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机器人。这个听起来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也认为，完备的机器道德智能体还很遥远，但是目前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开始建构一种功能性道德，从而使人工道德智能体可以具有基本的道德敏感性。
例如，对于前面提到的语言上的偏见，艾伦认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设计理解语言的算法时既让其消除偏见，又不丧失其对语言的解释能力”。
两位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的三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就是把人类已经成熟的伦理系统、道德理论体系灌输进去，即理论驱动作决策；二是自下而上式的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进化的方式；三是混合进路系统，即将前两种结合起来，使人工智能体在一定的普遍伦理准则指引下、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其伦理系统。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哲学实验室中方主任、本书主译王小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道德机器》的两位作者的讨论是基于哲学家、科学哲学家、技术伦理学家在交叉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没有停留在形而上的讨论上，而是提出了可行性方案让这种自动控制系统机器人有道德的能力。“特别有预见性和超前意识，在10年前就考虑从前端来解决问题。”
王小红进一步解释，从前端将伦理算法嵌入机器，并不代表着其他的社会控制不需要，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的实际社会场景、生活难题都预测到，后来遇到了还可以通过其他规范去制约。所以，她认为，前端嵌入和后端制约应该是齐头并进的。
像所有开放的和影响深远的人类活动一样，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加速进步使人们很难明确界定其内涵。同样的，人工智能的伦理也没有相对严格的定义和界限。
一是面向应用场景的描述性研究；二是凸显主体责任的责任伦理研究；三是基于主体权利的权利伦理研究；四是探讨伦理嵌入的机器伦理研究。
段伟文解释说，第四种相当于温德尔瓦拉赫和科林艾伦的探讨，因此说，怎么让机器有道德，是前瞻性的探讨，也是现在讨论的一部分。尽管此进路已有一些探索，但在技术上存在极大困难，理论上也遭遇难以解决的道德困境。
“阿西莫夫所提出的机器人定律可能未必有实质的意义，但其真正的价值可能更多地在于观念上的超前与突破。”段伟文说，机器人三定律带来的启迪是：为了使人所创造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益人类和免于失控，应致力于从人类价值、利益、安全以及未来发展的角度对其加以价值校准与伦理调适，以此消除人们对其终极创造物的疑虑。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它实际上是一个改变历史的转折点，而不仅仅是对过去问题的简单延续。”温德尔瓦拉赫表示，而且这项研究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涵盖在内，如神经科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需要考虑的是，哪些方面会影响人类进行决策，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决策的。”
尽管人工智能的问题很多，但不能像限制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的技术那样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没人会怀疑，如果现在限制了，未来的10年、30年或50年之后，人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发展这些技术。
在温德尔瓦拉赫和科林艾伦看来，解决终极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还很遥远，但需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且，他们有关“道德机器”的观点依然非常领先，甚至更具现代化，可作为人们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张亚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