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彩票芯片“卡脖子”可能一夜间突破！市场和终端企业是我们的底牌，一定要相信中国人“卷”的力量
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公布新的先进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规则，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高端芯片的能力。这是对2022年10月7日规则的修改和强化，不过规则提供了30天缓冲期。
该规则不仅限制英伟达等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的AI芯片，还可能会阻碍ASML、应用材料、泛林和KLA等公司向中国销售和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据了解，英伟达、英特尔、AMD等美国芯片厂商约50%的收入来自数据中心芯片市场，而中国是全球数据中心芯片最大市场之一。2022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为1800亿美元，约占全球半导体采购总额5559亿美元的三分之一，是最大的全球单一市场。在英伟达2022年的营收构成中，中国市场更是高达约四成。
为了尽可能挽回损失，英伟达CEO黄仁勋一度尝试游说美国政府改变策略。今年7月份，黄仁勋连同英特尔CEO基辛格、高通CEO阿蒙与美国政府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希望进一步评估“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的影响。他们认为，出口管制将有损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希望停止实施新的对华限制。
黄仁勋更是直言，“限制英伟达在华芯片销售，只会给其他品牌提供机会。”在黄仁勋看来，中国占据了美国科技产业约三分之一的市场，其作为半导体零部件来源地和产品终端市场的地位无可取代，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一种可行选项。
尽管这场游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美国政府对华芯片出口新规的出台时间，但最终却未能彻底让美国政府改变心意。美国更是撤回了英伟达向中国大陆芯片出口30天豁免期，新规提前24天生效。
北京时间10月24日晚，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8-K公告称，美国政府通知英伟达此前限制出口的GPU芯片禁令将变更为10月23日起立即生效，涉及型号包括英伟达A100、A800、H100、H800、L40S五种GPU显卡。
由于国内企业对于英伟达GPU和人工智能芯片有较高依赖度，这次管制范围的扩大显然会对中国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11月2日晚间，在百度APP独家发布的栏目《商业启示录》中，《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峰瑞资本合伙人、硬科技领域投资人杨永成，远川研究创始人戴老板，北大EDA研究院副院长王兆卿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讨论。
吴晨认为，此次限制其实是禁掉“”版英伟达芯片，直指中美之间人工智能竞赛，目的是让中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跑得更慢一点。
“美国是要确保中国在人工智能，包括先进计算机领域中落后美国五到十年，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戴老板补充称，去年第一版禁令只限制了高端算力卡的带宽，英伟达立马推出H800、A800芯片来规避。10月17日相当于打了一个补丁，虽然更低的板卡可以运进来，但是它们在大模型推理训练中的性价比并不高。
英伟达会出“再”吗？王兆卿分析，英伟达为了赚钱肯定会再出一版专供版。不过影响更大的是，之前国内产业界和学界订购了大量A800的货，还没有完成交付。短期内，如果用更小算力的芯片替代，会导致模型数据结构和程序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大模型训练肯定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吴晨提到，这次禁令虽然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但是也激发大厂去开发自己的芯片，不再单纯依赖英伟达。
戴老板认为，国内大厂自己做芯片是非常正常的商业逻辑，就像电解铝公司自己发电一样，成本会节省很多。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逻辑，那就是买不到，只能自己做。
大厂自研芯片是非常明显的趋势，明确的技术路径是做出一款芯片，用来适配自己的数据中心架构。海外大厂自主开发芯片难度相对较低，首先不需要考虑生态，其次技术人才非常好挖。但是国内自主做芯片，需要考虑代工和芯片人才紧缺问题。这反而也带来好处，就是“没有回头路”，不自己造就“完蛋”了，因为根本买不到。
杨永成认为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在他看来国内芯片产业总体进步是非常大的。国内对“卡脖子”的光刻机、光刻胶报道比较多，因为这两个是最难的。例如，用于刻蚀的设备，各种材料、腐蚀剂、镀膜、PVD设备、CVD设备国产化步伐相当快。“可能某一天就会完全突破，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一夜之间突破的，但必须要有定力。”他表示。
戴老板认为，7nm技术的突破是代工厂的成绩，同时也是材料厂、设备厂的成绩，虽然核心光刻机还是ASML的DUV光刻机，未来还会有更多惊喜。
吴晨补充，需要有十年的苦功，需要有产业不断的投资，才能有一些小的突破。未来不能因为短期成就而浮躁，而是要扎扎实实向前。
杨永成指出，中国市场和终端企业对半导体产业发展非常重要，这是中国的底牌。只要华为、小米、vivo、联想这些企业保持市场份额或者份额下降不多，国内半导体行业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卡脖子也不会卡得我们喘不过来气，因为国际贸易黏性非常大，它不能把自己卡死。”他表示。
戴老板分析，终端企业需求推动自研芯片，这体现市场机制的优势。他提到，我们拥有大量终端产业和开放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并不单纯运用行政手段。
王兆卿也提到市场的关键性。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市场，保持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利用市场地位、供应链产品地位，以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式对抗美国的非市场行为。
不过，杨永成认为在半导体行业，我们的选择余地和选择权并不大，靠自身力量重塑是有难度的。从长远看，应该基于开放心态，尽可能在国际上寻求国家、企业、人才等各类合作伙伴共同把产业建设好。
对于国内企业保持开放，戴老板抱持信心。在他看来，“自己造芯片、光刻机，闭关锁国”的观点是毫无逻辑的。
关于能否吸引顶级人才或防止顶级人才外流，戴老板认为不是特别乐观。在他看来，要留住顶级人才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社会宽容度等。相对乐观的一点是，中国非顶级人才供应量足够大，工程师红利还在持续，这就意味着只要别人发现新大陆，我们造船驶向新大陆的效率远比欧洲、日本、韩国要高很多。
全球芯片产业链面临重构，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行政限制，避免产业链真正脱钩，并能够保证产业链顺畅运行？
戴老板表示，最差的情况是美国继续加大所谓“禁令”，全球化走出两条链，但这两条链有很多重合、咬合、交叉，但终归是两条链。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除了英美国家市场，全球市场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把第二条链养活。很多工厂明确表态，只要好用经过验证，肯定会支持。
王兆卿就提到，以前国内厂商在选择国产设备和国际设备时，如果国产设备90分国外100分，厂商会选择国外的。但是壁垒一旦建立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可能国产80分也会获得支持。
在杨永成看来，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自己建一条链，哪怕这条链和原来的链技术上是互通兼容的。这条链建得差不多了，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国际统一供应链好，你别做了，我也不卡你了，你用就好了”。
如何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相对有韧性的、中国式的供应链？杨永成认为，应该首先在性价比上而不是性能上突破国外大厂的防线，从被采纳做二供开始，逐步变成一供。
吴晨提议，可以鼓励小米、OPPO推动商业项目，用国产先进制程芯片作为替代来做一些产品，让高通这样的厂商感受到一些压力。
杨永成认为，当下这种方式可能见效不会特别快，因为当下国内半导体企业能够备胎做二供、三供已经十分难得，未来用户端、主管部门信心越来越足的时候，相关国产化率等政策一定会来的，这在我们手机、汽车等行业发展过程中都有验证。
戴老板认为，不要给小米、VIVO这些企业太大的压力，能买到高通最先进芯片没什么不好，一定要保持开放、相信市场。在市场机制、工程师红利以及企业家精神加持下，一定能够突破卡脖子。
“一定要相信中国人卷的力量！”戴老板举例，近些年上海张江上市了数不胜数的半导体公司，这些公司高管工资提高了很多倍，还拿到了股权，买房子、改善生活，中国人看到赚钱的东西都会冲过去的。
吴晨提到美国这次禁令，给我们人工智能发展带来很直接的痛。中国在大模型算法上可能面临局限，若落后将对各行各业产生影响。
戴老板认为，短期冲击的确非常大，A800、H800进口受限，一线人员感受最深。他以近期调研举例，在人工智能方面国内互联网大厂有一些“躺平”的感觉，投入程度和all in程度明显差于海外大厂。因为困难是客观的，包括买不到卡、人才回流美国等。
“有人发现新大陆，我们这边造船、万舰齐发的能力是有的，卷的能力是有的。”戴老板呼吁，政府这时一定要鼓励科技公司，鼓励科学家、技术人员参与到浪潮中去，这几年十分关键，可能三到五年内AGI（通用人工智能）很多东西都会出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松气。
杨永成提到，目前大厂确实因为被卡脖子有劲使不上，但是它们也面临如何落地的问题。前些年，这些企业在前几轮AI高潮中做了大量投资，本轮大模型之前有一小段投资低谷，就是在讨论如何落地。
王兆卿认为，中国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实现超车，不一定需要最好的硬件。在他看来，并不是只要最好的硬件和最好的人，才能做事情。
戴老板认为，AI大模型算法本质上是软件，产业链较短，相对更容易突破。硬件，例如芯片产业链涉及几十个国家，光刻机、光刻胶、材料、气体、封测分布在不同的市场，软件产业相对来说产业链比较短，OpenAI几百号员工就能够把ChatGPT做出来，不需要一百个上游供应商，也不需要多个下游分销商渠道来配合。假设美国推出的最先进通用人工智能达到大学三年级水平，我们是大学一年级水平或者高三水平，这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定会逼近。
杨永成也认为，AI领域中国不必过于悲观，现阶段就像接力跑，中间可能某一棒落后了，但是这个接力可能不是4×100接力，而是N×100接力，要跑很远，还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