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彩票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經常讓人們感嘆“未來已來，奇點將至”。未來學家經常會通過摩爾定律來預測人工智能技術的指數級增長：到2029年，人工智能或將超過人類智能﹔到2045年，人腦將與人工智能、智能網絡等全面融合，輕鬆獲取全人類所有的知識，奇點到來。而在這之后，“人機智能體”將作為一種“后人類”全面超越現有的物質與精神的邊界。從2022年年底開始，一系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和應用的火爆出圈，讓這股浪潮持續朝著“AI與人腦協同進化，大語言模型就是真實世界的投射”的方向推進。
人工智能技術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釋放，但其涉及到的科技倫理問題，比如隱私泄露、算法黑箱、模型偏見、虛假信息、深度偽造、信息繭房、勞動力逆向替代等，也已引發廣泛關注。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構建對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規范與約束，已是大勢所趨。相比硬性的法律法規，對人工智能的科技倫理的規制更像是一種柔韌的“軟法”，其基礎架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上層是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基本使命，“為增進人類福祉和萬物和諧共存提供倫理支撐”﹔中層是由多種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原則、准則構成的“政策矩陣”﹔基層則是人工智能科技倫理落實在具體場景中的可以操作的監督治理規定，比如技術標准、行業規范、產品標准、產業政策等。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台了人工智能倫理原則和指南，相關組織和機構發布的倫理准則超過40項。一般而言，當我們在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元假設。對於人工智能科技倫理而言，我們的元假設是什麼？目前世界范圍內較為可能達成共識的一種觀點是，我們希望能夠“確保人工智能的技術風險和倫理底線處於可控范圍內”。但是這一共識性的元假設還會涉及多個層次和環節上的問題：比如，如何確保人工智能的技術風險與倫理底線處於可控范圍內？人工智能的技術風險如何定義，包含哪些風險，是否有一個完整的風險清單？人工智能的倫理底線是什麼，邊界何在，以什麼標准來確定？“處於”是指靜態的、動態的還是混合態的？所謂“可控范圍內”，其程度如何，又由誰來控制等等。
雖然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出台發布了很多原則、指南和准則，但這些依然只是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即確立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必要性與原則性。而之后，將要進入到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建設的下一個階段，即要從准則確立邁向體系建構。之所以要劃分出這樣的兩個階段，原因在於，目前國際上對於人工智能的治理，呈現出兩方面的困境：一則是從性質上看，單純的技術性和商業化的機制，無法彌合人工智能在技術風險與倫理底線方面與公共利益、公共價值之間的鴻溝﹔另一則是從實踐上看，研判人工智能的技術風險與倫理底線，亟需綜合性的解決方案。
我國在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建設上具有起步早、規格高、政策結構嚴密以及時間線密集的特點。早在2017年7月，國務院就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到了2022年3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2019年6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並於2021年9月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2022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布《人工智能倫理框架》，之后2023年5月，北京發布《北京市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能創新策源地實施方案（2023-2025年）》《北京市促進通用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印發《深圳市加快推進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高水平應用行動方案（2023-2024年）》﹔上海提出《上海市加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發展若干政策措施》﹔2023年8月，成都印發《加快大模型創新應用推進人工智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等，均體現出在制度設計與場景落實方面的規劃。2023年8月，國家網信辦等7部門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9月科技部等10部門印發的《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10月全國信息安全標准化技術委員會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安全基本要求》征求意見等，體現出對於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關注與行動，進入到了一個政策加速期。
2022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中要求，“從事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動的機構，研究內容涉及科技倫理敏感領域的，應設立科技倫理（審查）委員會”。今年10月，我國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中提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構建開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機制，協同促進人工智能治理，並對個人隱私與數據保護、數據獲取、算法設計、技術開發以及風險等級測試評估和倫理准則等提出了具體的原則准則或建議。因此在這一關鍵時刻，傳播內容認知全國重點實驗室率先成立科技倫理委員會可謂正當其時。
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參與構建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重要力量。要邁向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的綜合體系建設，要求在后面的工作中需要重點處理好四個關鍵問題：第一，要建立良好的科技倫理准則運作機制。單獨的倫理准則無法自我執行，因此必須建立一整套與之相配合的運作機制和體系，才能保証其有效運行﹔第二，要審慎思考如何將普適性的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價值細化內嵌到具體的應用場景中，變為具體可操作的規定﹔第三，需要建立常態化的機構機制來預測和判別人工智能的技術風險，進而不斷補充和完善技術風險清單﹔第四，科技倫理並非隻關注技術“不作惡”，同時還關心其“做好事”。對於人工智能來說，即需要以“智能向善”為導向目標，構建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多方參與、行業自律的“行動者網絡”，推進行業規范和倫理體系的完善創新。
習總書記多次對科技倫理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多次強調要“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讓科技更好增進人類福祉”。國家重點實驗室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科研優勢，推出從原則到體系、覆蓋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整合性倫理分析框架，以此來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倫理審查，通過倫理計算深化對人工智能倫理邊界的認知，做倫理事實信息的提供者，倫理專業知識的構建者，倫理情緒感受的呈現者，倫理規則工具的打造者。
相信通過不斷地實踐和積累，“智能向善”還會有更多想象的空間。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3年十大新興技術報告》中，除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還有如同人類身心健康與社交互動交叉相關的應用領域“可改善心理健康的元宇宙”。期待在將來，隨著人工智能不斷地發展迭代，與之相配合“智能向善”也會有2.0、3.0版本，以此推動促進人工智能技術造福於人類，推動“人機智能體”的和諧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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